来源：光明日报

    后危机时代，中国经济增长依然强劲，以投资为代表的扩张模式将延续传统增长动力，2011年的经济仍可维持在潜在增长水平之上。另一方面，强力的宏观政策激励后，资产泡沫与通货膨胀阴影挥之不去，系统性风险逐步加大，但不至于失控，2011年通胀风险在货币继续正常化条件下将有所回落。在此背景下，中国经济结构的再均衡过程应该更集中在机制、体制和供给政策，探索一条可持续的增长之路。 
    中国经济增长的两种情景
　　但中国经济增长也有很多的不确定性，存在两种可能的情景。
　　情景一：2011年“大干快上”。在此情景下，由于2011年是“十二五”开局之年，地方“大拆大建”的规划已经呈现出来，投资冲动非常高，地方投资竞争如无货币供应和信贷增长的强约束，加之利率水平维持在3%，则新增贷款8万亿元，M2继续高速增长，增速可达19%，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将达28.2%，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长22%。高的货币投放、负利率会导致高的投资增长率，经济增长可达到11%，但物价水平会提高到7%。此后的2012年物价压力更大，将可能突破两位数。这一扩张情景显然不是能被接受的。
　　情景二：2011年伴随进一步“政策正常化”的增长。在此情景下，2011年新增贷款6万亿元，M2增长13%，利率基本达到4.5%，投资为19%；由于利率上升必然导致住房和汽车购买放缓，从而影响消费增长，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长16.5%。国际收支向平衡方向收敛，经济增长在9%的水平，物价在4.1%，并会滞后影响2012年经济增长降至8%左右，物价重新回到3%。但过于紧缩的政策并不适应中国快速发展的需求和体制特性。严厉的货币政策并不会导致非常大的经济衰退，货币政策仍有很大操作空间。
　　2011年，中国依旧面临着国际流动性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冲击。发达国家的失业率高企、资产价格萎靡、信贷杠杆失灵等因素将继续压制复苏的进程，加上通胀暂时看起来还很遥远，因此发达国家的通胀目标制不会改变，继续维持低利率和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已成事实，全球范围内货币的供给必将非常充分。这导致新兴市场国家资金比较充裕，热钱将再次冲击国际商品市场和新兴市场国家，在刺激增长的同时，将加剧新兴国家资产泡沫和通胀风险。
　　资产价格传导与成本推进型通胀
　　2011年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将面临两大挑战：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和发展中国家的通胀风险。从货币数量论的视角，反危机政策中发行的货币超出了实体经济的吸收能力，尽管在货币发行初期，由于资产市场的吸收尚未传导至CPI，但社会资金短期的集中分布和中期随之而来的扩散效应，决定了资产与一般商品的“估值”倍数不可能被无限拉大，资产价格的上涨将通过一系列的传导机制推升整体价格水平的攀升。
　　资产价格上涨会导致商品与服务价格的上涨预期，传导途径是多方面的。常见的是资产价格上涨的财富效应会刺激消费增长，从而加大通胀压力，预期的自我实现将导致实际通胀的上升。就中国目前状况而言，中国资产价格上涨表现在房地产价格上，房地产价格上升在短期内是吸收流动性的，反而导致通货膨胀的下降，这一现象在日本、美国都出现过，但发达国家反应的模式是资产价格自己崩溃导致通货紧缩。而中国是后发国家，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上升过快首先也有抑制通货膨胀的功能，但其上涨也同时会导致生产和消费成本快速增加，工资上涨、公共服务品价格上涨，特别是在“刘易斯拐点”到达后，其成本推动作用提高，当前已经在农产品供给方面显现出来。在劳动力供需平衡的条件下，房价、租金以及公共物品价格的上涨将直接推升工资水平的上升。预计2013年“刘易斯拐点”明显出现后，资产价格引起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挑战会愈来愈显现。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不仅包括了工资价格上涨，更包括垄断导致的价格上涨，垄断定价会加速成本推动价格的上涨。
　　后危机时代中国均衡政策的选择
　　大规模的货币发行和负债扩张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，但这种外延式的增长道路是难以持续的，当前的通货膨胀和住房价格上涨过快就是一个警示。中央对此已明确2011年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，通过政策正常化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新的增长探索。
　　我们认为，面对当前的经济难题，一方面要在宏观政策上“控制货币、调整财税、优化投资、平衡贸易”四管齐下，以实现稳定增长。另一方面，光有调控政策是远远不够的，还需要制度方面的配合。要加大改革创新力度，更集中于利益、机制和体制调整，在改革和发展中解决深层矛盾，特别要加强税政体制改革的探索。要以民生为根本，以市场为基础，转换发展机制，创新制度结构，调整利益格局，促进企业创新。要转变政府理念和职能，纠正政府干预性政策偏向，减少行政性垄断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，以实现机会均等、价格引导、竞争规范、社会公正。这是各种短期宏观调控政策能顺利实施并取得成效的保障和关键，也是实现中国经济自我再均衡过程、实现长期健康发展的必经之路。